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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生于1984年的工人女诗人邬霞和

吴晓波:生于1984年的工人女诗人邬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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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速赛车邬霞今天穿着一件深粉色的吊带裙,这应该是她最喜欢的一款,是从深圳的地摊小铺上买来的,70多块钱。在她的家里有一个衣柜,里面有十来件吊带裙,当摄制组去拍摄时,她一件一件拿出来给导演看。其实,邬霞在平时几乎没有机会穿吊带裙,她在深圳的一家服装工厂当烫熨工,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大多数的双休日也要加班。

  但是,邬霞是一个吊带裙控。在《我的诗篇》里,她说:“下班后,劳累了一天的姐妹们都睡下了,外面的月光很好,我会悄悄爬下床,穿上吊带裙,蹑手蹑脚地溜进女厕所,月光照在铁窗玻璃上,我照玻璃,看见自己穿裙子的样子很好看。”

  6月17日,邬霞坐火车赶到上海,参加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当晚有一个盛大的“互联网电影之夜”,《我的诗篇》是受邀参加的六部国产电影之一,也是惟一的纪录片电影。邬霞和另外两位工人诗人陈年喜和吉克阿优被摄制组邀来参加首映礼,邬霞还要陪着我和导演走红地毯。她个子非常的瘦小,粉红色的吊带裙貌似有点大,平时也很少穿的高跟鞋更是让她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并不像刘亦菲们那么的优雅。

  二

  她的家乡在四川内江,从小父母就外出打工,邬霞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到十三岁的时候,还没有读完初中二年级的她也来到深圳宝安,成为了一个打工妹。她的日子一直非常拮据,她的父亲在几年前因患重病而试图服毒自杀。现在,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家人住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出租房里

  包装车间、电熨斗、厂服、市场店面,这些充满了僵硬的制造业气质的名词,第一次生动地进入汉语诗歌的殿堂,带着劳作的汗味和工业化的蒸汽。

  三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走进过数以百计的车间,陪同我的一律是董事长、总裁或地方行政长官,当我从那一条条生产线上快速走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背对着我的、默默工作着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情绪,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

  在宪法上,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是主人翁阶层,可是在现实中,他们是被漠视、甚至被剥夺的一个族群,当“中国制造”成为一个世界级经济景观的时候,真正用双手将之创造出来的人们却在集体失声。

  一直到去年的3月,我偶尔在《读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邬霞的诗。诗评家秦晓宇在文章中透露了一个十分隐秘的事实:在当今中国,起码有一万名地下工人诗人,他们在生产线、建筑工地、矿井和石油工地上劳作,同时也在默默地用诗句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

  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线;于是,我请秦晓宇主编一本当代工人诗典,我的80后年轻朋友吴飞跃则主动请缨,拍摄一部反映工人诗人的纪录电影,它的名字被确定《我的诗篇》。

  我和邬霞、晓宇、飞跃站到签名大屏前面,摄像机们象征性地举起,然后快速地放下,几分钟后即将到来的李易峰才是真正的高潮。在那个尖叫声四起的“互联网电影之夜”,《我的诗篇》无疑是最没有娱乐精神的一部冷片。

  冷遇是一个已经习惯了的常态。我们在北京皮村举办过在线诗歌朗诵会,十多位工人诗人到场,“微吼”用出了吃奶的劲推广,也只售出两百多张票。天津大剧院举办两场大型朗诵会,第一场售票30张,第二场售出10张。我们的众筹活动,也只募集到20多万元。即将出版的诗选《我的诗篇》,注定是一本亏钱的书。

  就在邬霞走完红地毯后第二天,复旦大学政治系的一位专家发表“情怀和感动之后,工人诗歌如何挑战资本的逻辑”,文章认为,“此片从未从诗学的层面进入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也许并非是主创团队的偏失,而恰是由于资本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介入。”而在此之前,北京的《新京报》更有长文认为,“工人诗会”是知识分子和资本阶层对工人阶级的一次意识形态上的“集体玩弄”,“它无法带给诗歌与工人二者中任何一方以新的自由。而为了真正自由的到来,工人兄弟们,首先就是要学会区分谁可以成为工友,而谁又是另一种形态的统治者。”

  一年来的经历告诉我,如果没有吴飞跃、秦晓宇的全力投入,不会有记录电影《我的诗篇》的诞生,如果没有银天下、爱奇艺及华董会等企业家组织的参与,数百万的拍摄经费完全无从着。